80年代以前的《写作》（“文革”前叫《文选及习作》）和《文学概论》课，都没有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和应用文教学内容。即使有点文体分类常识，也只是“纯文学”的分类，而不考虑中国古代“杂文学”的特点。难怪有的大学生写不好请假条和申请书，更不会写计划和总结了。以至于给亲人写信也离不开“爸爸、妈妈，你好吗？……此致敬礼”的框框，甚至有人把它当歌来唱，大有推广全国、走向世界之意。刘勰说，这些应用文虽是“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可我们为什么都耳聋并目盲了呢？80年代以来，情势有了很大变化。写作学包括“文体论”研究，在诸多学者的努力开拓下，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体系，出版了许多专著，使这门学科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从一株幼苗成长为合抱之木。这部《今疏》便是这一完整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这一合抱之木得以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长效性养料和不可或缺的基础。
在对《文心雕龙》本体性质的研究上，《今疏》也有重要建树。
《文心雕龙》是不是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我从未怀疑过。因为无论是萧统《文选》、李日方等的《文苑英华》，还是选篇至近代的多家编选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不仅有“纯文学”作品，而且也都有章表书檄、墓志哀祭一类的应用文，约定俗成，习以为常，无人怀疑它们的“文学”性质。而《文心雕龙》评论的对象也正是这样的“杂文学”，那么，它不是“文学”理论，又是什么呢？但是，林杉先生提出异议了，基本观点表现在《序志》篇的“疑点辨析”中。他既不同意把《文心雕龙》视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又不否定它在广义上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性质，结论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型的写作理论专著”。我想，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固然重要；而研究“过程”本身的意义也不可忽视。我带着林杉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去认真阅读和思考，这个“过程”，已使我获益匪浅。我似乎才发现，《文心雕龙》所论及的文体怎么这样“杂”呢？除了诗赋外，大多是关于学术著作和应用文的，而这就有20余篇之多。别的文体姑置不论，单说《书记》所述及的就有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等等，似乎所有用文字记下的东西，皆可归入“文”中。这些东西，怎能称为“文学”呢？恐怕连“文章”也不够格吧！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说《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确实有点名实不符了，但是，任何角度的以偏概全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林杉先生在那一篇的结尾大笔挥洒道：“对《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向题，也不能搞绝对化。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学科，都可以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切不可据为己有，而加以垄断。在‘文场笔苑’之中，既让它对文学创作起作用，又让它指导非文学性文章的写作不是更好吗？”这是十分圆融可取的意见。因此，《今疏》之论，可说是凿凿乎如五谷之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之可以伐病，有着巨大的价值和作用。
《今疏》又有它自己的思理和体性特点。
在编排顺序上，对《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的有关篇章做了调整，分为“以文学性文体为主”的上编和“以一般实用文体为主”的中编，以及“以宫廷专用文体为主”的下编。这种科学的编排体系，反映了著者研究之精深和思理之精妙，对读者也起到了引导和提示作用；同其研究“本体论”一样，都有着开山立宗的性质。《文心雕龙·序志》云：“诠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中。”我想用这段话移以评《今疏》，也还是比较合适的。
《今疏》的另一体性特点是“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有批判，有继承，立足于为写作现实服务。在本书“代前言”中，著者就明确指出：有些文体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具有新的生命力的。“即使那些已被历史淘汰了的曾专用于封建统治的文体，诸如诏策、奏启、章表、封禅等等，也有名亡而理存的情况。”本书各篇的“内容提要”和“疑点辨析”无不贯穿着这一指导思想，它对当前的文体研究和写作指导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还有两点芹曝之意，置之以备谘谋。一是钱钟书《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云：“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前言》又引此以论刘氏。对此名家之论，《今疏》是否也应有所献替臧否？二是各篇引录的例文，限于体例和篇幅，不可能广收多录，种类齐备，更不可能对之译注析疑，使之模言范行，启发来者。我只是盼望有识人士，以及人、财、物之皆有能力者，将来编一部这样的与“文体论”相对应的“范文类选”之类的书，这也是对“文体论”研究的一大贡献啊！
